荷蘭時代放索社略述:1637年的一件命案本文取自《林仔邊》第廿七期

作者:政大社研所碩士班  鄭維中

  這篇文章是我在準備碩士論文時的副產品,故不是嚴格之作,但和鄉親們分享本地的歷史。這篇文章的資料大多出自於荷蘭人的文獻記錄 ,可以說是透過荷蘭人的眼中來看當時的放索社,終究並非本土的觀點。但我認為歷史的意義並不在於服務於任何人,而在於對歷史自身的反省,當日的情景或許也有不能接受之處,但今日的情景也並不表示就較為正當。現實總是無時無刻不在變動。

一、背景

  荷蘭人在十七世紀的初期,大約是明末的時候到達亞洲,此時葡萄牙人與漢人已做了近八十年的生意。此時明帝國正是極盛而衰的時候,但東南半壁沿海省分的海商,卻在此時漸趨興盛,隻身往海外販運者,四散於東南亞地區。荷蘭人求市被拒,1624年不得已落腳於人員(即鯤身島),作為一個轉運的商館。荷蘭人在1636年日本德川幕府宣佈鎖國之後,在東南亞─中國─台灣─日本的轉運貿易才漸漸穩定。在此段時間內,一方面顧慮原住民與外敵聯合﹝中、日海盜,西、葡人)一方面由於漢人來台的季節性勞工(漁民、獵人、敲石灰匠、零售商)對荷人要求治安上的保證,另一方面則由於教會牧師的傳教,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才決定以分而治之的方式爭討各番社,1635年十一月以500名士兵討伐北部麻豆(人口約三千人)、十二月討伐南部TaccMcuangh兩大社,使各地番社震懾,決定遣使締盟。

二、初次接觸

  荷蘭人和放索人的接觸,即在此背景下進行。

  按照Robcrt Junius牧師的寄回阿姆司特丹中會的1636,2,1011日誌記載,荷方收到放索示好後,第一次派出漢人為結盟代表,並且獲得一些描述:新港和Takaian的代表與我們確立和平。其南方七村,總稱放索,人丁眾多,位置離海岸不遠,雖然從未對我們有不友好,但風聞Takareian歸順,就派遣一位久居其牠的漢人來要求和平。長官接受,並派船連我方使節(新港人數名和漢人Lampak的兄弟)送回。11日出發,19日連同三位放索社代表回返。他們受到喝不盡的酒來款待,承諾將正式向我方歸順。從漢人口中得知,放索社首長對族人具有大權,甚至是生殺之權。確實,看來他們的政體和島上他處不同,在他處,首長並不能因謀殺或毆鬥取人性命,而是由其財產中賠償,這是唯一可以懲罰犯罪的方式。(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130)

  二十日,為了締結和平.阻止部落間仇殺,南北方二十個村落的代表集會,包括放索社。二十二日,舉行移交主權的儀式。早晨,集合所有首長為一列,代表所有村落,宣稱他們要保持和平,不再相互謀殺。向其解釋袍、權杖、國旗的真實意義後,折草為誓。依唱名由長官各自授()袍、權杖、國旗。目加溜灣,Takareiang,放索代表,以檳榔和椰子樹苗為象徵,親手種在長官腳下,以為移交主權的儀式。然後宣佈將派人拜訪各村以瞭解其是否依約行事。在他們離開前,長官特別命令Takarang和放索的代表,若有荷蘭船經過岸邊或到其附近,必要舉旗來迎接。(Formosa under the Dutch:P134)此是放索社和荷方的第一次官方接觸

  荷人一向慣用於分而治之的政治手段,再加上小琉球居民屢次劫殺船難乘客,於是便趁集會之後,以聯軍的手段意圖一方面將南部諸村聯合起來 ,一方面意圖藉對小琉球居民的懲罰,懾服南方諸社居民。於是本年四月派遣軍官來詢問南部各社聯軍的意願,而牧師也順道探詢居民對基督教的意向,最後由於有漢人提供金礦的消息,也為此收集資料。於是,四月四日應集會時的宣稱派遣第二次使節拜訪,包括Johan  Juriansen上尉、PiterJansen伙夫長,率領十五、六名士兵,六名新港人,RobcrtJunius牧師,乘小艇由熱蘭遮城(台南安平)出航 ,在打狗(高雄)過夜,五日中午抵達放索:凌晨出發,近午時抵達放索村,許多居民沿岸奔跑,在能援助我們登岸的距離外等候。一會之後,首長Takumey帶著旗子登上我們的小艇。登陸後,才知道此村落又窄叉長,人丁茂盛並有大量兒童。(Formosa under the Dutch:p136)

  他們一直停留到十日,牧師「用漢文公佈雙方締結條約。」﹝Formosa under the Dutch:P136)      對於聯軍事宜的回答對於結盟,放索人回答他們不知道小琉球島上的山洞和人口多少,而且和島民從來關係良好,特別是一兩年前,一些島民的長老到放索來尋求和平「由上任不久的放索首長Takumy,在一些島民面前批准除一些狀況外,不再爭鬥而相互信任,宣佈締 結和平。J(大員城日誌fo.H412)

   否決了荷蘭人的要求。而一行人的見聞如下:

 拜訪臨近村落,那裡的人非常野蠻,除女 姓還稍有遮蓋外,幾乎全身赤裸。(Formosa under the Dutch:P136)放索的居民毫無畏懼之態,身體粗壯有力,比例合宜,裸體奔走毫無羞赧之色,耳垂上以圓木環撐開,洞大可穿柴火棒。其女性樣貌略遜,胖而重,在恥部略加覆蓋。其房屋居所和hkccaren相同,製作粗糙,低矮近地,其穿戴、生活、行為方式例如武器(盾、矛,一些人有弓、箭及砍刀),放索人和Doltock(東港)人相同,但他們沒有放索人高大。(大員城日誌fo,H412)

  這些記錄和清代的記錄相當一致:康熙三十六年(1697)五月初五,諸羅鳳山無民,所隸皆土著番人……男子競尚大耳,於成童時向兩耳垂間各穿一孔。用條竹貫之,曰已加大,有大如盤,至於捶肩撞胸者。(郁永河,裨海記遊)

平埔熟番:上淡水社(大木連),下淡水社(麻里麻崙)、阿猴社、塔樓社、武洛社(大澤機)、力力社、茄藤社(奢連)、放索社(阿加)

衣飾:男裸全體,女露上身。…"穿耳惟茄藤、放索、力力三社,或以木貫之,名曰:「勞宇」。器用:至於弓、矢、標、巢,亦與北路同。刀長只尺許,或齊頭、或尖葉,函以木鞘;男婦外出,繫於腰間。以堅木為木牌,高三尺餘、闊兩尺,餘如龜殼形,繪畫雲烏,內橫一木,手執之以蔽身。

 茄藤社觀番戲 巡台御史  范咸妙相天魔學舞成,垂肩瓔洛太憨生(乾隆二十九年,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

   無論是荷人還是漢人,16361697 1764年一百年來對放索社人的生活記載都大同小異。而從上述的記錄裡,也隱約可以看出在和原住民接洽時,漢人的巧妙地位,還有這位上任不久的首長Takumei的影像。(待續)

 

《林仔邊》第三十一期

1637,U.29

大約六點時漢人通事領著四個人現身,名為TarapouTipikatTamarouwiTarubat,他們親手犯下謀殺Tacomey的罪;回報道,第五個人因重病無法帶來。這樣得到了上述人犯,附近村子的長老也出面到此:DolatocqVouvorangh、還有Taccareiang約有850人前來出席,出席協助以鎮服不服從者。如此在前述長老的出席審訊下獲知此謀殺事實的原因,即前述Tacomey在年輕時殺害了他的兄弟,也是Tarapou的父親,Tipikat的姪兒。趁Tacomey一黨衰微,因染上麻疹而縮為一半人口時,自行報了仇。對於犯人答辯,覆之對他們在年輕時的過節,在此不予回溯。他們理當那時就不把他選為長老,而要提出對他的不滿,在我們的主持下消弭過節,但現在他們既已認可其長老,來自我們所主辦的選舉所推派,當時也當面對他承諾要承認他、尊敬他,當一個善良服從的屬民。而且,被謀殺的Tacomey在世時受到長老們的稱贊,誠摯效忠低地國,所以我們全部認為要懲罰兇手以儆他人效尤,這樣長老才有本地慣例(costume)可遵循,因此我們要對那些應辦理審理程序的長老們說明。為此和長老們到另一個房間中,在那他們進行長時間的討論後敦促他們的建議,即總之為了建立範例要判處前述犯人死刑,依據他們的主張;若他們的低地國家長不追究懲罰,此事會天天發生,而我們長老將永無寧日、時有性命之虞。

  五個犯人全被長老們判處死刑,我們將之捆綁起來,在提出處決時,由前述長老公開宣佈於人民其招認謀害的事實和所犯下的錯誤,以為鏡鑑來警告每個人,以免同樣不幸再度發生,而要保持對他們的長老忠實,其(長老們]一起將全體人民的熟識和低地國串連起來並將永遠忠誠。然後以軍刀處刑RioulatTarapowTamerowi,直到斷氣;將TipikatTarrubat帶往刑場,我們宥免他以示我們不是全然在於報復,但要以前逃走的那一

半叛亂的放索人,帶著首次要求與我們締結和平的傳達信,在此[赦兔]之前先到村裡來,並且只有被殺的Tacomey的兄弟和兒子當著他們長老們面前被告知,在當著人民的面同意上述處置,而長老無論立於哪一邊都受我們保護,由低地國來調解,這樣他們對於不服從者的宥免才是正式的(reguleren)。圍觀者一些人要求頭上的眼睛,其他人要求牙齒、還有人要求頭髮來獲得滿足,因為這表示他們仇恨不服公司者並且和我們更親密,姑且准許他們這種行為。因為Tipikat最先提出請求,所以他也要求Tarapou的頭,但為了避免被他埋葬故不准許。如此辦理了我們的案件,長老們以這些人罪惡諄諄告誡圍觀者要持續效忠低地國,一起發誓效忠,同時企望將不順服者的頭砍下。然後我們告別,前述長老們護衛我們走向沙灘,放索的人口約有3000人,有400個人能上戰場。在沙灘上我們和前述長老告別,居民們帶回一頭我們帶到陸地走失的馬,牽來後折回他們的村子。我們的人汲滿水後,登船,起錨,三艘船張帆航行,順風北行、趁著好天氣,當晚抵打狗,置錨猴山下。(大員城日誌•f0.443-445)

他們回城後日記記載:

12.1

Van der Burch長官經海路與140名士兵由放索回返,謀殺首長者被逮捕,判決死刑,Dolatok,麻里麻崙,Tacareiang村首長一致決議,在前述村莊850人監看下,經長官協助,執行公正的判決,現場除上述外,尚有放索自己的居民。在此之前,Tacomey的兄弟和兒子被認命為放索首長,公開嚴厲警告放索人,他們依其地位繼任首長及長老,他們全體嚴肅的發誓會認識服從他們,此案即在全體屬民共同的平靜中,以良好的秩序辦理完成。(大貝城日誌f0.441)

  這些資料對我們來說就像是另一個世界發生的一樣,況且不管Takumei命案真正發生的現實是什麼(也無法知道了)固然我們漢人也有殺人償命的概念,但我們卻無法瞭解為何荷蘭人要大費周章以當時他們全台所有軍力的一半人,由長官親自帶領,全副武裝、剎費其事的來此會審,行刑。漢人的縣官可不會冒著危險,帶著師爺,親自到轄地內調查,親口問供。在中國本土,並沒有這樣做的必要,而漢人羈縻外族,通常僅僅會再度承認新的番人領袖。為何荷人要如此做?此點只有將荷人還原到十七世紀的西洋史背景當中,才能理解蘭人的行為。中世紀以來東西社會方最大的不同,即在於西方具有封建身份等級制(騎士、市民、隸農、自由人、修士、手工業者),而漢人倫理上的觸犯差異主要仍是基於倫理上的親疏關係,因此對西方等級制的觸犯,其意義正如同漢人倫理上的觸犯(逆倫)。各地番社首長和長官的關係,經由封建式的授權和宣誓,確立了他們身份上屬於一個特殊的等級,而由於其本身也部份由推舉產生,於此可謂對長官及其屬民雙方均簽訂了神聖的契約。若此神聖的秩序被打亂;則長官有必要重建此一契約的合法性,亦即君主的義務:恢復秩序,使各等級各守其份。而若某一封臣的領地內發生叛亂:君主有義務發動鎮壓,與其他封臣一起恢復此一領地的原來秩序,此種基本原理在1815年維也那會議要求恢復全歐洲被拿破崙打亂的神聖秩序,全歐君主共同要求法國王室復僻時,仍然發生作用。所以審判、認罪、行刑、乃至赦免,都是要建立一種封建契約式的支配原則。

  撇開此點不管,實際上,對此種關係的想像乃是荷蘭人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為儘管荷蘭人透過集會授杖、授旗、授袍的儀式和原住民首長和長老締造了形式上的契約,尚且不論各首長對此誓約的理解到底是什麼,首長的屬民從來也不知道這樣自然推舉出來的首長,在經過長官認可以後,相對於他們,就變成了另外一個等級的人:統治者的等級。因此對原住民而言,家族的血仇恩怨,並不為此因素所阻擋。相反的,漢人社會的司法中,雖然不能容忍報父仇的暴力行為,但對此一動機通常會給予肯定,而給予實質性的減刑優待。對於弒親,不問是否為意外,一概加重量刑。

而荷蘭人自以為誓約以後關係即告成立的想法,忽略了原住民的意識型態中既沒有上帝的存在,也不能理解什麼是抽象的罪惡。此點和漢人責難原住民「男婦成群」一樣,忘記了腦子裡並沒有「人倫大防」的觀念。

四、結論

  原住民對荷蘭人要求的回應,毋寧是著眼在荷蘭人暴力的壓制上,一時的屈從。隔年的二月四日,兇手的家族仍然自行殺死被害家族的豬隻作為報復(大員城日誌f0.459)。此一事件可看做雙方在統治問題上初次相遇,從某個角度來說,雖然都沿著原先的軌道前進,但相互做了妥協。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做是荷人對台灣原住民統治狀態的縮影。畢竟,在那個時代,西方人尚且才開始發現基督教以外的世界不久,對他們來說,無神的觀念尚且是有罪的,而平埔族人尚未清楚的意識到這些人不但要求他們身體上服從,還要求他們的服從必須是自發的。而我們漢人雖然日後這樣對待他們,也將被這些西方人的子孫這樣對待。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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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一冊,原譯:村上直次郎,中譯:郭輝,校定:王詩瑯、王世慶,台灣省文獻會印行。

4.        裨海記遊,郁水河著,康熙三十六年,方豪校,台灣省文獻會印行,台北:民國三十九年。

5.        重修鳳山縣志,王瑛曾纂,乾隆二十九年,台銀經濟研究室,台北:民國五十一年